田园——真实自由之路
田园是一种返朴归真的状态,还原事物本来的状态。它是一个去符号化的过程,和一种抵抗异化与分裂的手段。田园不是概念的堆砌,而是事实本身。田园是一种发现,而非粉饰。
田园是一种自由精神,但不是浪漫主义,是对人做为独立个体的尊重,解除权威枷锁的奴役,而重新获得创造力的机会。田园可以让我们跳出资本、消费、话语、体制等圈套和陷阱,重新审视事实。
因此田园并不限于场地或物理空间的概念,而更多是一种精神状态。身处城市,人亦有可能达到田园的状态,而不一定非要采菊东篱下;而身处看似田园的环境中,亦有可能并不真正自由,反成为欲望的奴隶。
建筑与田园的交集因而呈现在其精神层面而非地理位置。城市建筑可以是田园的;乡村或田野建筑反而不一定是田园的。建筑的田园精神状态或许可以理解为两重含义:还原并呈现真实,以抗拒事物意义的错位和乱用;对权威心存警惕,以避免进入无意识状态的媚俗和盲从。
“物/我”——形之上下
“物/我”可以理解为形而下和形而上。“物我之境”即是不割裂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形而上并不具有天生的道德优势,形而下往往蕴藏了朴素的真理。在建筑中形式是形而上的,建造是形而下的。从建筑角度的“物我合一”之境即是不割裂形式与建造的关系。抽离了作为物质基础的建造内涵的形式营造必然丧失其与现实的内在联系,走向纯然的诗化,这种不接地气的“我”境对社会只能从美学层面建立文化上的影响,这种抽象的标准一旦意识形态化并取得某种话语权(例如现代主义),往往又导致形式主义的盲从;而根植于现实意义的建造则通过在“物”的层面上透视社会现实提出批判和形成创新,并可籍此创造新的美学。因此建筑中的形而上的抽象美学不应脱离形而下的物质基础,二者的分裂必然导致形式的空壳化,意义的误读,进而形成虚假僵化的文化。道德的过于泛滥往往伴随着对现实的忽视和践踏,因此我们必须尊重“物”的现实性和自然规律,警惕“我”的恣意妄为。“物我”的合一之境只有当二者真正建立内在联系,并互为因果来推动相互进化时方能实现。
乡村/城市——重与轻
当下的中国乡村并不等同于田园,将乡村视为田园仅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诗化。乡村相对于城市是“重”的,“重”是接近真实的,但没有太多选择的自由,被束缚于土地上。城市相对于乡村是“轻”的,看起来有很多方式可以选择,但实际很浮、很空、转瞬即逝。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乡村又是轻的,它对于环境是尊重的,对自然规律是“知天命”式的遵从,是注重可循环和可持续的;城市是重的,它是傲慢的,基于不断扩张的欲望而蛮横武断的为所欲为,对环境持续地留下不可修复的影响。
城市与乡村的结合将具有重要意义,乡村将通过交换享受更多生活的可能,城市将通过回归土地寻找失去的真实;乡村可以给人类发展提供休养生息的广袤空间,城市可以学到如何控制人的欲望并保持与自然的平衡。这一结合将带来我们理想中的“田园城市”——内在融合的田园城市其真正意义当然不在于只是田园要素与城市要素在表象上的混合,而在于一种健康的、公平有效的内在机制的建立,促使城市乡村通过互惠互利而共同迸发新的活力。
TAO的建筑实践——探索田园/物我之境的可能性
项目位于云南腾冲高黎贡山脚下的新庄村龙上寨,一个有悠久手工造纸历史传统的村子。手工造纸的原料采自当地的构树皮,技术则为世代相传的抄纸法。由民间投资与当地村民合作成立造纸农村合作社的方式来共同进行手工造纸这一传统资源的保护与更新,而建设博物馆则是这一保护传统资源并促进社区发展的工作的组成部分。项目的出发点基于这样一个思考:正如手工造纸完全是当地环境和传统的产物,建筑亦应当是根植于当地的土壤并从中汲取营养的产物,当其开花结果后,反过来又可以丰富土壤的成分。这样,建筑也同手工纸一样可以成为延续并更新地域传统的载体。因此建筑师希望博物馆的建筑活动能够让当地的人、资源、技艺以及意识能充分介入,使建筑的形成根植于当地的物质、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真正实现一个属于当地的建筑。 基于对当地气候、建筑资源、建造传统的考察与理解, 设计确定了充分利用当地的材料(如木、竹、火山石等)、技艺(如榫卯木结构)并以适宜的手段(手工与机器并用)来建造的策略,建筑的营建完全由当地工匠完成。建筑的结果完全不同于传统样式并给未来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保护”并不是维持原状,而是通过与当下的结合,促发新的生命力。
身处乡村、民间驱动、公众参与、服务社区等这些特征构成了这个项目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田园”,可降解的自然材料、建构逻辑与建造痕迹的真实体现等特征则构成其建筑学本体意义上的“田园”。更重要的是,它一开始就拒绝了先入为主的、从天而降的一种形式,而是寻求从博物馆的空间内在需求和建造的内在逻辑出发自然而然推导出的形式,这亦可说是一种物我合一的状态。
作为四川5.12地震灾后重建项目,该项目既是对建筑地域性及城市空间记忆延续策略的探索,也是对小学空间类型不同可能性的尝试。设计将校园视为一个微缩的城市,尝试在建筑中呈现基于自发生长而形成的城市空间的复杂性,这种自下而上式的多元空间给予儿童个体更多的环境选择。在延续震前的城市空间记忆的同时,避免因单纯追求灾后重建的高效率而导致城市空间的单一性以及援建的外来因素导致重建与当地传统文脉的完全割裂。项目在低造价的条件限制下有效运用页岩砖、混凝土、木、竹等当地材料,针对当地气候,以适宜当地的低技术的方式有效解决了遮阳、通风、隔热等问题。建造——而非形式,成为建筑地域性更本质的出发点。
鼓励儿童个性的自由,强调地震前后城市生活记忆的延续,导致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具有偶发性和复杂性的空间群落组合,而不是一个行政化的纪念碑式的单体建筑;这也是一种“田园”特征。来自全国各地的多方社会捐助使该项目不同于地区对口援建,而使重建过程更多本地化,材料、技术、工人的本地化使项目更具有本地社会重建的意义,而不是仅仅接受一个建筑结果。建筑本身遵循的建构逻辑的清晰表达原则构成了建筑本体还原的意义。
该项目是对建筑与自然环境相互融合的一种空间策略的探讨,“透明与游走”是其主要特征(通过拉长和起伏的空间手法), 透明使建筑的物质性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对外部的水、竹林等自然要素的体验的营造。 所有的竖向元素均被弱化,空间基本由水平的构件——楼板界定。 建筑做为人工之产物将其与自然关系还原为最简单根本的虚实关系,在构造层面,建筑师将梁、柱、吊顶厚度等建筑构件的尺寸控制到最小,以加强其“轻”的特征,使建筑漂浮于环境中,实现其与自然的微妙碰触的一种形式意象(这也部分源于场地处于河边的软性地基这一条件)。 白色铝板和超白玻璃等材料的运用使得建筑的“物”性弱化,而环境的“物”性增强,建筑的实被空间的虚替代,而空间的虚又转化为环境的实,建筑藉此实现了与环境的合一。
在缺少地域特有记忆、文脉、材料的外部条件下,抽象化的形式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美学选择。这种弱化了“物”性的形式缺少现实批判性,更多指向一种唯美的“我”境。 但它强调的仍然是与建筑与自然的对话这一基本关系,而摒弃其它无关的符号堆砌。